我的岳父郑荣谦在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工作了几十年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凡人。平凡到参加革命六十多年没当过什么官，而且从干部“革”成了工人。不过要论声望和口碑，超过他的人还真是不多。
岳父祖籍是山西繁峙，张家口解放的第二年，他随着晋察冀军区一所战地医院来到涿鹿，那个时候，他就在医院办公室工作，也是非常有为的一个年轻干部。朝鲜战争爆发以后，一批批伤病员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，医院的任务非常繁重，可转运伤员的司机班却常常掉链子。原来这些汽车司机都是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老兵，受我党教育少，阶级觉悟低，兵油子习气比较重，夜间出个车就叫苦叫累，好几次还耽误了伤病员的转运。院领导痛定思痛，决心培养自己的驾驶员，第一个就选中了岳父，很多人劝岳父不要去，放着干部不当，办公室不坐，去给老兵油子当什么徒弟。岳父说：“我是党员，入党时举过拳头宣过誓的，哪能不算数呀？”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办公室，来到司机班。为了学到技术，他每天天不亮就来车场擦车洗车，给老司机端水提包。那个时候的车，冬天都要用摇把摇车，有时摇几十下甚至上百下才能发动起来，而冬天的铁摇把又像一根烧红了的棍子，皮肤一挨就沾掉一层皮，岳父摇着这辆摇那辆，胳膊都摇肿了，手也沾满了血泡，他的精神感动了这帮约定要给他点颜色的老兵，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，还逐渐地接受了他讲的革命道理。
第二年，他们集体找院长，推荐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司机当他们的班长，在岳父的领导下，司机班成了医院的先进单位，屡屡受到上级表扬和奖励。医院从涿鹿迁至沙岭子，又迁到张家口，岳父从司机班长到车队队长，一干三十年。当初让他临危受命学车的院长当了厅长，和他同时的战友有的当了院长，有的当了局长 见到岳父都觉得亏待了岳父，岳父说:“没什么亏的，你们手里有大权，多为大家做点大事好事，我没有什么权，但手里握着方向盘，多救治点病人，这不挺好的吗？”
岳父说他自己没权，但在某些人看来车队队长也是一种权力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有个别人总想要个私车，碰到这种情况，岳父也不讲更多道理，只有两个字：“不行!”私心重的人不满意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看岳父自己出不出私车，结果，这眼睛白盯了几十年，也没盯出什么公车私用的事，有意见的人不仅没了意见，还到处说岳父的好话。
岳父对自己严格要求，但对病人却满腔热忱，甚至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。有时候司机们怕不安全，谁也不愿出车，岳父说，我去。遇到阻挠时，一向温顺的老实人火了，大吼一声：“我这救护车不分派，两军打仗都要让红十字，你们再拦，我这车就压过去了!”说完猛轰油门，阻挠者被镇住了，吓得连连后退，从此再不拦医院的救护车，也对岳父充满了崇敬。而被救的人则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位开救护车的队长师傅，好多年后，还有人来找他表达感谢。
岳父一生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不让别人受一点委屈。2012年5月，他检查出肺癌，我们一方面积极联系在北京进行治疗，一方面又善意地骗他是肺气泡炎症，为了保险做一些治疗。老人家心里明明白白，但却非常认真地配合我们的谎言，从来没有说破，怕辜负了孩子们的一片心意。出院以后，老同事老朋友问他病情，他坦然相告是肺癌，但却又让他们不要告诉子女。父子父女之间同时维持着一个谎言，而本意又是那么善良和纯真，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感动地落泪。
岳父享年86岁，他虽然离去了，但组织上给他发了那么多的奖状，说他是一个好党员，同事们都说他是一个好朋友，徒弟们都说他是一个好师傅，岳母说他是一个好丈夫，我们都说他是一个好父亲，孙子外孙都说他是一个好爷爷好姥爷，连曾孙曾外孙都说他是好太爷，一个凡人能有如此之好，不也很值得尊敬吗？
